前不久，在某地区发生了一件谋杀案，一位男嫌疑犯把与己同居了几年的女友的儿子掐死在床上，然后打电话通知男孩的母亲，让她来收尸。这位母亲疯了似的来到案发地点，看见满脸发紫的儿子，悲痛欲绝，当场晕了过去。

嫌疑人继续电话告诉她：“你不是要离开我吗？现在让你永远地记住我。”

犯罪嫌疑人此举的动机，仅仅是让那位女士记住她吗？

不是，是他害怕自己无法继续控制那位女士，而采取的极端行为。在控制者的思维逻辑里，“我既然得不到你，也就不会让你好好活着。”

“既然得不到，就要破坏它”，几乎成为极端控制者的思维定势。在现实社会里，控制与反对控制斗争无处不在。小到家庭关系，大到国与国的纷争。

有一对夫妇，结婚以后在生活方面不怎么协调，丈夫认为妻子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子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自己掌握安排。比如每天吃什么，钱怎么规划消费等等。妻子开始觉得自己很轻松，什么事也不用操心。久而久之，她感到自己对于家庭的一切事情都与己格格不入，心里很困惑。有时候想与丈夫沟通，丈夫会以“你用不着操心”来唐塞。这位妻子在反复的沟通不畅以后，郁闷起来。

接下来，她常常以身体不舒服来拒绝丈夫做爱的请求。后来丈夫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婚姻关系愈来愈不和谐，在妻子一次次的性拒绝以后，怀疑妻子有外遇，忍无可忍，发生了暴力行为。

理想的婚姻处在平等的关系中，凡事可以经过反复的磋商解决。可是这对夫妻，丈夫是个控制欲比较强的人，首先在经济上控制了家庭的制高点，慢慢地使妻子觉得自己在家庭里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，终于发起了反控制斗争。她欲以“性操控”试图引起丈夫对于自己要求婚内民主的重视（见诸行动防御机制）。最终，他们的婚姻升起了波澜。

 

有一位少年，因为长期与父母分离（幼儿园开始就寄宿），过着长期寄宿的生活，感受不到父母的亲情，到了青春期敏感的年龄阶段，出现了交往障碍，危惧别人的目光。痛苦中常常光顾网吧，甚至通宵达旦。老师通知家长让他们自己来照顾。令父母不理解的是，只要他们一方陪伴着，儿子各方面表现都很正常。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放心地回到生意场上。不久儿子又去上网，迷恋游戏。这样父母中的一个人就会来到儿子的身边，照顾他的生活。

一年的时间里，男生的故事就这样反反复复地重演着。搞得父母精疲力竭。

男生与父母之间出现了貌似游戏角逐，其实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。早期站在绝对控制高度的父母，现在，被逐渐长大的儿子慢慢地控制起来。虽然整个过程是那样的合情合理，但是父母明显地意识到，儿子已经在左右着他们曾经无牵无挂的夫妻生活与商务活动。尽管他们搞不明白儿子这样折腾到底为了什么？

原来，儿子在生理上逐渐长大。但是，他在心理方面无法产生归属感，无法感到自己是“我们”（或者是群体）中的一员；相反，他深深地感到不安全，隐约地感到害怕。美国新精神分析学派霍妮把这种不安全感称之为基本焦虑。基本焦虑是他被想象为充满敌意的世界上所感到的与世隔绝、孤立无援。基本焦虑的压力把孩子紧紧地夹住，使他不能自发地以真实感情与别人和睦相处，并迫使他去寻找对付他们的方法，他必须（无意识）用不是激起与加剧，而是减轻他的基本焦虑的办法对付他们。

往往这种方法就是试图反抗与进行斗争，把别人关在他的内心世界以外，并在感情上避开他们。

霍妮的基本焦虑理论，可以解释绝大多数选择依赖网络的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机制。

因为，成人生活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体制下面，职业的自由选择与流动性，使许多孩子不得不与父母过早的分离。婴幼儿脱离父母，是造成不安全感的重要原因，并且在孩子的个性中注入了凝重的基本焦虑。使他们在正常的社会交往过程中，表现出极端而疆化的行为（反抗或超然离群）。

 

现在，我们对于没有安全感者，会有强烈的物欲控制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在现实社会中，对于追求物质享受已经成为人们成功的标志，但是过分的物质占有欲，会使精神自我弱化。

曾经有一位男士，童年早期妈妈因病去世，小姨只是告诉他，要做个坚强的好孩子。当时在妈妈去世的时候，他选择不哭泣，不流泪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坚强地生活着，并且勤奋读书，考上了重点大学，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
但是，他不能够正常的恋爱。一方面表现出十分渴望被人爱护，因此，很不情愿拒绝异性朋友的示爱与亲密，以及源源不断地接受物质方面关怀。另一方面又很难与情人维持持久的亲密关系，当与恋人关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，会用挑剔的眼光寻找对方不爱自己的充分理由，然后选择离开。几次恋爱都以同样的方式告终。但是，当对方决定真正离开以后，他又会反反复复地哀求她们留下了继续照顾自己。据他自己说：在与异性朋友约会时，很少主动埋单。

似乎，这位男士发展异性感情，更在乎享受对方物质的关怀，而在精神层面的亲密度，已经在他童年早期，随着母亲的离去，使他不敢在心灵深处扎根情感依托。那种消纵即逝与漂浮感的联想，使他对于人类亲密的情感，已经无法深信不疑。

于是，我们也会理解一些高度追求物质的人，内心深处存在的核心信念（感情是靠不住的，只有物质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）。

 

有一位妇女，忍受家庭暴力二十余年（心灵花园个案），在反反复复的离婚与复婚的蹉跎中，丈夫牢牢地控制了家用物资与房屋财产，使她欲罢不能。事实中，那位女士在认识丈夫的最初一个星期里，就饱尝了暴力之苦，但她居然与他走向婚姻，继续忍受二十年之久的皮肉之苦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该女士的价值信念中，对于物欲的追求已经远远胜过了切肤之痛。

在许许多多家庭暴力的个案中，女性价值系统的偏差（或是为了面子或是为了分享物质利益），成为施暴者持久控制对方的拐杖，让暴力继续不断演绎，直致发生严重的恶果（以暴制暴或者发生命案）。

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，明确阐述了人类“成熟的爱乃是保全个体的个性，整体性的结合。爱是人积极能动的力量，它打破了把人隔绝的围墙，使人与人和谐相融；爱使人克服孤独感与分离感，然而又让他仍为他自己，依然独立于整体性中。”他认为爱包含着责任、尊重、关切与知识。当责任蜕变为支配与占有时，尊重就成为恐惧与敬畏。尊重以理解为前提，没有知识引导的关切与责任是盲目的，但不以关切为动机的知识则是空洞的。

真正的尊重，是承认个体的独特性，接受“独一无二”的存在意义，并使之发扬光大。这一客观性的思维，能够理性地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，甚至国家对外政策上。

而理性的客观思维能力，往往被病态的“自恋”所蒙蔽。极端的控制者恰恰具备自恋与妄想。

在现实世界中，一旦控制者将责任蜕变为支配与占有时，可以无所顾忌地施展控制技俩，将对方玩忽在掌股之间，实行变本加厉的精神与物质的略夺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本军国主义在“共同繁荣”的旗号掩盖下，对亚洲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与战争，最后实现了对侵战国的资源掠夺与人民精神奴役。。

现代西方文明频频地面向世界各国输出所谓的“民主与自由”。他们认为有责任解放民众走向自由意志的生活。但是，他们真正忽略的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的异同，侵犯了别国人民的精神边界。在强行推销的过程中，蕴含了控制的意识，即反抗控制浪潮一触即发，战争的硝烟此起彼伏。

战争的实质，就是在民主幌子下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掠夺。最终，让广大的异国民众在“民主自由”旗帜下过着非民主自由的生活。

因此，战争是极端控制与反控制最高的表现形式。

 

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需要保持理性的思维习惯，创造性地建设性地施展爱的能力，克服自恋的情结，从而进一步培养防止心理机能失调的敏感性，这是有效识别极端控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最有力的心理保障，也是维护心理健康的不可缺乏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
在此，以帕翠丝.埃文斯的书名为结语，“不要控制我”。

 

安迪心理咨询中心   郑丽君

      2008.7.15